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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from Wikiped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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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bove three images provided by New American Vision |
兩個相愛的人，卻被迫分離，難以承受的苦痛，最終只能以死亡暗喻解脫。Romeo and Juliet、La Dame aux Camilias以及其歌劇改本La Traviata，上演的正是這套情節。雖然中國文化不喜歡悲劇結局，仍是出了以人生終結換取美滿良緣的《梁山伯與祝英台》、仙境重逢但卻哀淒失落的《長生殿》，若把大團圓拿掉，《牡丹亭》的奇異文字講的也是同樣的故事。照理說，這種淒美的情節安排著實老套，小說汗牛充棟，電影更是演爛了。但「不知道為了什麼」，看完以老梗做基礎的Eyes Wide Open（2009）後，「千言萬語」說不出，「憂愁它圍繞者我」。
「千言萬語」說不出口，就在於導演成功地在影像結構裡，置入了強而有力的同情、質疑與批判。在極度保守的猶太教，同志身分與行為本具有高度敏感性，而帶著同志身分的教士或宗教學校裡的學生，更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更何況是發生在瀰漫著傳統教義的耶路撒冷，一個被開除的學生與一個略具名望的教士間的同志情愛。導演強烈的人文關懷由此而出，然他更超越了原本設定的同志主題，涉入到神學對人性的束縛問題，並以側面角度同情著在傳統家庭裡默默付出、沒有聲音、沒有立場、沒有自主決定權的女性。
一個勇敢地面對著他的真實人性，年輕的他大膽的去愛，熱烈地擁抱生命，更因沒有家庭的孤獨感，加上因天真的追求愛情，喪失了教會支持後生出的失落感，無路可出的他，視接納他的長者為人生的唯一依靠，在愛情中摻入了戀父，攪混了愛情與親情的色調，帶出一道有著獨特氛圍的情感色彩。另一個從未真實去面對他的同志傾向，一直以宗教來作為他人生的唯一目的，麻木的生命其實是對自我真性的壓抑，終於他抵不住對年輕的他的情愫，但仍要以宗教教義來合法化他的愛情，同時面臨背叛婚姻家庭與擁抱不被認同的愛情間的兩難。中年的他在接納了年輕的他之後，終於意識到何以他的生命一直缺乏意義，在與教義導師的當面對質下，鬆口承認此時的他，終於活過來了。愛情的力量，如此強烈，不僅有情人得嘗宿願，心盲者亦得以體會人生存在的真義。
不可能實現的戀情，當然只能發生在見不得光的二樓牆角，存在於鎖門關店的剎那間，但愛的交流不一定是身體的依偎，更在教會裡的讀經、辨經時刻，在那瞬間的眼神交會中。但如紙般輕薄的偽裝，畢竟包不住那一把愛情烈燄，年輕的他被迫離開，而中年的他，在家庭、教會的雙重責任下，必然回到傳統的路子上。然而好不容易活過來的他，愛得更深、更真，是否失去愛情的他，能走回頭路，回去麻木的生命中。此時，妻子更面臨著難堪的困境，傳統的她是如此堅強，愛他的她卻又如此心碎。就在轉角的雜貨店，另一個不被接受的愛情也正上演著。他與她的眉來眼去，破壞了傳統社會的規矩，因為愛情他被逐出教會，而她要被迫嫁給她父親為她選擇的男人，以履行婚約來挽回這個家庭、父親的顏面。這兩人的困境出於違背社會習俗、宗教教義，雖罪孽不比兩個男人間的愛來得重，但承受的卻是同樣的結果。更諷刺的是不可自拔於同志情愛的中年的他，被要求成為這對男女問題的中間人，被要求以教義來開導這兩人，引導他們各自走回正確的道路上。這情何以堪！
因為同情，有感而發，所以懷疑既有的社會現實與文化規則的合法性，更藉著這樣憂鬱、壓抑的藝術表現，隱隱地批判著眼前所見的不合理性。最終的影像並不是個已被決定的結局，因為現有狀態並不允許異於死亡暗喻的結局存在，所以根本沒有他種結局的可能性，但又不滿於這樣輕易臣服於不合理的社會現實，不如讓觀眾自己去設想可能的結果，去反思人性的本能問題，去揣測身為人，面臨所必然遭遇的違逆本性時，到底該如何走下去。這開放性的結局，反倒強調出人在愛情消逝下的心病，更接近了李商隱講：「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安靜、沉穩、陰鬱、壓抑，灰色的光景中沒有激烈的場面，唯一算得上激烈的是屠夫店裡的剁骨宰肉，以及有時下午、有時傍晚的偷情時刻，但在Haim Tabakman鏡頭下的血腥，卻不是暴力，其中的冷漠反倒突顯出被壓抑的人性，一種不甘願但又無奈的妥協，而偷情的肉體激情，更卻乏視覺性的煽動，反倒籠罩著一層薄到看不見，但卻又深入到觀眾視網膜的藍色憂鬱，好似每一次的親密結合，每一次令人驚喜、震顫的真實熱情，都是在準備必然即將到來的分離。這種陰雨、憂鬱、安靜、壓制、無奈與妥協的氛圍，讓這部以色列片帶有希臘導演Theodoros Angelopoulos的風格，沉穩但幾乎是靜止的長鏡頭，又像是侯孝賢對真實自然、生活片段的抓取，而那種專注凝視，令人想起王家衛鏡頭裡的眼神，其中隱含的自我壓抑，更如同李安對人性、情感的細膩處理。
眼神說明了一切，連續動作的影像更幫助了故事的推展，整體氛圍突顯的寫實性形成一種真實感，拉近螢幕與觀眾的距離。在此，音樂的使用不僅是情節的註腳，更拉出了情緒張力，強調悲劇的氛圍，成功地引領觀眾從窺伺的視角進入到反思的位置。形式結構說明這部影片本身的美學價值，但更值得提出的是在語言的運用下，賦予影像形式強烈的社會文化意涵。語言的運用依賴著語境的存在，語境更是現實生活的再現，也因此語意必然反應社會現實，必然突顯文化特質。雖然語言使用也呈現被壓抑的傾向，幾乎沒有不必要的發聲存在，但帶著特殊風格的影像形式所再現的語境，使得語意的展現具有極深刻的文化批判意涵，它挑戰著猶太人的傳統宗教觀，更質疑了傳統猶太教教義的合理性。若缺乏了語言運用，極緩慢、極憂鬱的影像步調，可能變成令人難以承受的視覺壓迫，而故事的含義更可能脫離其題旨，變成「為賦新詞強說愁」。
多數人必然不了解猶太文化，但這部影片詳實地詮釋了猶太文化中的不合理性。導演在藝術架構與手法中，隱藏了強烈的人文關懷，也因此，影片中突出的人性問題，早已超越了猶太文化對同志的壓迫，也走出了同志議題，進入到以神學為根本而對人性的不合理壓抑。不同的傳統文化都有對同志的壓迫問題、對女性的束縛問題、對基本人性的箝制問題。能不能突顯出這些問題的普及性，可否引發一種超越既有視覺意象的心靈回應，有賴於藝術構思與實踐，就像司空圖講「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雖然影片講的是希伯來文，發生地點是耶路撒冷，但在表現以色列特殊的文化狀態下，導演的影像詮釋拓展了影像的情緒渲染性，讓非屬此文化的人同樣感受到恐怖的人性扼殺，進入到影像的敘事之中，去反思人性自由這至今為止，仍然被既定意識型態所箝制著的根本問題。
「千言萬語」說不出口，就在於導演成功地在影像結構裡，置入了強而有力的同情、質疑與批判。在極度保守的猶太教，同志身分與行為本具有高度敏感性，而帶著同志身分的教士或宗教學校裡的學生，更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更何況是發生在瀰漫著傳統教義的耶路撒冷，一個被開除的學生與一個略具名望的教士間的同志情愛。導演強烈的人文關懷由此而出，然他更超越了原本設定的同志主題，涉入到神學對人性的束縛問題，並以側面角度同情著在傳統家庭裡默默付出、沒有聲音、沒有立場、沒有自主決定權的女性。
一個勇敢地面對著他的真實人性，年輕的他大膽的去愛，熱烈地擁抱生命，更因沒有家庭的孤獨感，加上因天真的追求愛情，喪失了教會支持後生出的失落感，無路可出的他，視接納他的長者為人生的唯一依靠，在愛情中摻入了戀父，攪混了愛情與親情的色調，帶出一道有著獨特氛圍的情感色彩。另一個從未真實去面對他的同志傾向，一直以宗教來作為他人生的唯一目的，麻木的生命其實是對自我真性的壓抑，終於他抵不住對年輕的他的情愫，但仍要以宗教教義來合法化他的愛情，同時面臨背叛婚姻家庭與擁抱不被認同的愛情間的兩難。中年的他在接納了年輕的他之後，終於意識到何以他的生命一直缺乏意義，在與教義導師的當面對質下，鬆口承認此時的他，終於活過來了。愛情的力量，如此強烈，不僅有情人得嘗宿願，心盲者亦得以體會人生存在的真義。
不可能實現的戀情，當然只能發生在見不得光的二樓牆角，存在於鎖門關店的剎那間，但愛的交流不一定是身體的依偎，更在教會裡的讀經、辨經時刻，在那瞬間的眼神交會中。但如紙般輕薄的偽裝，畢竟包不住那一把愛情烈燄，年輕的他被迫離開，而中年的他，在家庭、教會的雙重責任下，必然回到傳統的路子上。然而好不容易活過來的他，愛得更深、更真，是否失去愛情的他，能走回頭路，回去麻木的生命中。此時，妻子更面臨著難堪的困境，傳統的她是如此堅強，愛他的她卻又如此心碎。就在轉角的雜貨店，另一個不被接受的愛情也正上演著。他與她的眉來眼去，破壞了傳統社會的規矩，因為愛情他被逐出教會，而她要被迫嫁給她父親為她選擇的男人，以履行婚約來挽回這個家庭、父親的顏面。這兩人的困境出於違背社會習俗、宗教教義，雖罪孽不比兩個男人間的愛來得重，但承受的卻是同樣的結果。更諷刺的是不可自拔於同志情愛的中年的他，被要求成為這對男女問題的中間人，被要求以教義來開導這兩人，引導他們各自走回正確的道路上。這情何以堪！
因為同情，有感而發，所以懷疑既有的社會現實與文化規則的合法性，更藉著這樣憂鬱、壓抑的藝術表現，隱隱地批判著眼前所見的不合理性。最終的影像並不是個已被決定的結局，因為現有狀態並不允許異於死亡暗喻的結局存在，所以根本沒有他種結局的可能性，但又不滿於這樣輕易臣服於不合理的社會現實，不如讓觀眾自己去設想可能的結果，去反思人性的本能問題，去揣測身為人，面臨所必然遭遇的違逆本性時，到底該如何走下去。這開放性的結局，反倒強調出人在愛情消逝下的心病，更接近了李商隱講：「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安靜、沉穩、陰鬱、壓抑，灰色的光景中沒有激烈的場面，唯一算得上激烈的是屠夫店裡的剁骨宰肉，以及有時下午、有時傍晚的偷情時刻，但在Haim Tabakman鏡頭下的血腥，卻不是暴力，其中的冷漠反倒突顯出被壓抑的人性，一種不甘願但又無奈的妥協，而偷情的肉體激情，更卻乏視覺性的煽動，反倒籠罩著一層薄到看不見，但卻又深入到觀眾視網膜的藍色憂鬱，好似每一次的親密結合，每一次令人驚喜、震顫的真實熱情，都是在準備必然即將到來的分離。這種陰雨、憂鬱、安靜、壓制、無奈與妥協的氛圍，讓這部以色列片帶有希臘導演Theodoros Angelopoulos的風格，沉穩但幾乎是靜止的長鏡頭，又像是侯孝賢對真實自然、生活片段的抓取，而那種專注凝視，令人想起王家衛鏡頭裡的眼神，其中隱含的自我壓抑，更如同李安對人性、情感的細膩處理。
眼神說明了一切，連續動作的影像更幫助了故事的推展，整體氛圍突顯的寫實性形成一種真實感，拉近螢幕與觀眾的距離。在此，音樂的使用不僅是情節的註腳，更拉出了情緒張力，強調悲劇的氛圍，成功地引領觀眾從窺伺的視角進入到反思的位置。形式結構說明這部影片本身的美學價值，但更值得提出的是在語言的運用下，賦予影像形式強烈的社會文化意涵。語言的運用依賴著語境的存在，語境更是現實生活的再現，也因此語意必然反應社會現實，必然突顯文化特質。雖然語言使用也呈現被壓抑的傾向，幾乎沒有不必要的發聲存在，但帶著特殊風格的影像形式所再現的語境，使得語意的展現具有極深刻的文化批判意涵，它挑戰著猶太人的傳統宗教觀，更質疑了傳統猶太教教義的合理性。若缺乏了語言運用，極緩慢、極憂鬱的影像步調，可能變成令人難以承受的視覺壓迫，而故事的含義更可能脫離其題旨，變成「為賦新詞強說愁」。
多數人必然不了解猶太文化，但這部影片詳實地詮釋了猶太文化中的不合理性。導演在藝術架構與手法中，隱藏了強烈的人文關懷，也因此，影片中突出的人性問題，早已超越了猶太文化對同志的壓迫，也走出了同志議題，進入到以神學為根本而對人性的不合理壓抑。不同的傳統文化都有對同志的壓迫問題、對女性的束縛問題、對基本人性的箝制問題。能不能突顯出這些問題的普及性，可否引發一種超越既有視覺意象的心靈回應，有賴於藝術構思與實踐，就像司空圖講「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雖然影片講的是希伯來文，發生地點是耶路撒冷，但在表現以色列特殊的文化狀態下，導演的影像詮釋拓展了影像的情緒渲染性，讓非屬此文化的人同樣感受到恐怖的人性扼殺，進入到影像的敘事之中，去反思人性自由這至今為止，仍然被既定意識型態所箝制著的根本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