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戲本來就是種休閒娛樂，為的就是要調劑身心、紓解現實生活的重擔。現實生活中充滿著太多的不如意，所以欲求不滿的我們只好躲進那五光十色的戲院裡，期望著短暫的精神滿足。
就在那戲台上，各式各樣的人生經歷不斷被搬演著，歷史的、現實的、神話的、虛幻的人物活生生地在我們眼前活動著。隨著幕下而又幕起，觀眾席中的我們，心情也隨著那一幕募的場景變換時而歡喜、時而哀傷，或時而憤慨、時而興奮。此時的我不是理智且獨特的單一個體了，而是像被神靈附身般只能任「靈」擺佈，只不過這個「靈」並不是無形不可見的菩薩神佛，而是實際的人。
撥動我們情緒起伏的是活生生在我們眼前活動著的演員，而操控這些演員的則是個有著極為專業名稱的人──導演。事實上導演從不是直接地控制我們，他總是間接地經由演員、佈景、聲音效果、燈光變化將我們的情感引發出來，進入我們的深層意識中挑動我們的情感反應。坐在觀眾席裡，我們就像傻子般任他操弄，因為在那劇場黑盒子裡，我們沒有說話的權力，也沒有介入演出的勇氣。我們相信看戲就是要乖乖地坐在觀眾席中，噤聲不語以免吵到旁邊的觀眾，或者說這樣才能專心一致的感受舞台上的風景。舊時代熱鬧的看戲習慣，在那一波波東來的西潮裡早被侵蝕殆盡，現存的只是西化後的審美態度。短短一百年時間，傳統的觀戲態度變成了落後、不文明的代表。這種轉變不是是非對錯的問題，它純粹是價值觀隨著時代的改變而不斷出現自我修正的文化現象。
黑盒子另一端光亮的演出空間就是個實際存在的生活空間，裡面發生的點點滴滴滿足了我們窺視的慾望。我們都是喜歡偷窺別人生活的，偷窺引發的刺激感是那麼的強烈。當舞台上出現可笑的動作時我們大笑，而當主角遭受到莫大的痛苦時我們也悲傷了起來，因為那些都不是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因此看戲時我們只隨著劇情的起伏而笑或哭，從不會認真地思考要怎麼去解決劇中人所遭遇的困境或窘境。相信自己是理性個體的我們，在這黝黑的觀眾席裡變成了一群感性的傻子，不假思索地相信與認同導演刻意安排的一切。
當傻子並沒有什麼不好，因為在劇場黑盒子裡，傻子是不斷的在接受訊息，不斷的重新認知世界，也不斷的在回傳訊息。換句話說，傻子絕不會兩手空空地走出劇院。就算看了一場糟糕透頂的戲，傻子也會意識到戲是如何糟，也學到了經驗。最後，傻子變成有經驗的傻子，他了解到什麼叫做戲，也更深刻的體會到生命的意義，人生的目的。
俗語說演戲的是瘋子，因為演員在舞台上總是要變成別人，拋棄掉他的自我不再做自己。我們總認為瘋子整天胡言亂語，不知道他自己到底是什麼，但是瘋子才不認為他是瘋子，因為他的所作所為對他來說都是有意義的，只不過他認為的意義對我們這些所謂的正常人來說是不合邏輯、缺乏意義的。演員在舞台上不做他自己。舞台上的言行舉止通常是不合常規、甚至是有違禮教，但是舞台上的這些語言、行為、態度卻是戲發展下去的動力，所以說演戲的都是瘋子。可是現代劇場中的演員並不像舊時期的演員一般，雖仍如瘋子般的在舞台上胡言亂語，但他們早已喪失了自己選擇作為瘋子的權力。他瘋狂的狀態並不如真實的瘋子般具有自主、自由的特性；相反的，他的瘋狂全是被操控的，是一種刻意的安排。在背後指使這一切的就是導演，一個劇場中至高無上的領導者、現代劇場的獨家產物。
這個操控著演員行動、玩弄著我們情感反應的導演才是個真正的瘋子，他才不在乎現實世界該是怎樣，也不在乎那些綁手綁腳的規則。他要說的是如果沒有規則、如果事情不是這樣的、如果我們不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那事實到底是什麼？或者，他根本不在乎事實到底是什麼，他純粹只要利用他所能掌握的身體、聲音、影像勇敢地、大聲地說出他的想法、心事、厭惡、喜好等。一個導演應該在幕起後迅速地控制著我們的思考，並引導著我們進入他的世界裡。剎那間，理性的我們遇見了瘋狂的導演，因他既感性又藝術性的視覺、聽覺震撼，我們一次又一次地進入了如被附身般的痴傻狀態。就算是布萊希特這樣要求觀眾理性參與以及批判性態度的導演，不也是藉著對所有舞台元素的控制，尤其是演員表現的強列要求，將他的觀眾轉化成理性的社會批評家嗎？但觀眾席中的社會批評家真的就像導演所要的那樣，是一群具有高度理智的人嗎？或者，這群社會批評家不過就是因導演意圖安排而產生的理性的傻子。
布萊希特是厲害的，因為他有辦法將一群平凡的人，一群從來就不會意識到社會規範問題與發掘社會不公的人，轉化成富有批判能力的社會觀察家。也因為他勇於揭發社會上諸多的不公平，將不可說的、不能做的禁忌呈現在舞台上，突顯出他瘋狂的一面。若是為了名利，為了政府補助，他就不會用那麼瘋狂的行徑來做戲，戲劇史上也就不會有史詩劇場與疏離效果這些催生現代戲劇發展的重要理論。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所謂的戲劇鑑賞家，也都可以是戲劇批評家，因為鑑賞家、批評家就是對戲有經驗的傻子，因為他的經驗豐富，他甚至可以進入戲的生產領域中敦促戲劇的發展。可是何以當代社會這麼缺乏這些人呢？原因很簡單，戲太少了。更重要的是沒有做戲的瘋子。現在做戲的人缺少瘋狂，並太過理性地在做戲。缺乏瘋狂的心態，所以不感性，做出來的戲只不過是形式的呈現，不過是一種模仿式的前衛。也因過度的理性，導致做戲的人棄觀眾於不顧，不斷地重複著他們理性思考中認為非常重要的藝術實驗。我們不能否認藝術需要不斷地被實驗，但是實驗的目的不是為了更深入了解人生嗎？不是為了將作品呈現於觀眾眼前嗎？更何況實驗本質上就是瘋狂的舉動，沒有異於常人的瘋狂想法，實驗不過就是重複別人的動作，就是抄襲。在這種抄襲的、形式化的、公式化的戲裡，觀眾的存在變得可有可無，因為戲根本與觀眾的生活、人的問題的探索一點關係也沒有。可以說是戲本身不斷地排斥著觀眾，而觀眾也在經歷過無數次的失望、不解與受辱後，不願意再次進入劇場裡。因為經驗事實告訴他，原來戲這樣無聊、這麼難以理解、這般遠離他的經驗世界。
但弔詭的是做戲的人全然不知就是他們自己將觀眾推出劇場大門，還不斷推出更難懂、更遠離人們的作品。之前的小劇場工作者打著藝術名號指責觀眾缺乏藝術性，怪罪社會對他們的藝術不重視。他們搬出了亞陶、葛羅托斯基、和謝喜那的理論來捍衛他們的前衛性，卻誠然不知他們對西方表演理論充滿著誤讀與不解。事實上對觀眾最不客氣的葛羅托斯基從未完全將觀眾排除在外，更重要的是他高度藝術性的實驗是一種對生命全面式的探討，一種意圖詮釋藝術與生命間錯綜複雜關係的嘗試。一個偉大的瘋子；他最瘋狂的就是把人的身體直接作為實驗的對象，並且對觀眾做出了最嚴厲的要求。他的瘋狂成就了他的藝術，也讓所有對戲懷抱希望的人一直遺憾無法親身經歷葛式表演的震撼與感動。
身為看戲的傻子，我不需要去忍受一齣讓我傻不下去的戲。當戲的主人無法附身於我身上時，我只好走出戲院，投向其他能撼動我身、心、靈的娛樂的懷抱。做戲的瘋子更不需要去迎合觀眾口味，因為那只會俗化戲的品質。做戲就是意圖將觀眾全變成傻子，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形式上的變化而不顧意義呈現，那只會僵化戲的內容。當代劇場的貧乏並不是因缺少願意當傻子的觀眾，而是欠缺有勇氣的瘋子，沒有願意用戲來探討生命意義的瘋子。我們急需如亞陶般瘋狂的劇場人，一個能夠用舞台語彙驚嚇我們，但卻能讓我們意識到自身存在的矛盾的做戲的瘋子。
